第99章 武科不举

明代武举制度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，且武状元的选拔程序、社会认可度与文状元相差悬殊。时人戏称武举考场为 “卖马市”（因考生需自备马匹），武状元及第 “不过换得腰间一把刀”，与文状元 “金殿传胪、簪花游街” 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。

明太祖朱元璋虽重视武学教育（设立武学、卫学），但主要通过世袭、荐举、行伍考选等方式选拔武官，武举制度尚未成型。

天顺八年（1464 年）：首次出现 “武举” 提议，监察御史李纯奏请仿文举设武科，但因 “武人重技艺轻文墨” 的固有观念，未获批准。

弘治六年（1493 年）：明孝宗短暂开设武举，仅考弓马骑射，无笔试环节，且录取名额极少（仅取 1 名 “武状元”），实际沦为皇帝彰显 “重武” 姿态的政治表演，旋即废止。

正德三年（1508 年）：刘瑾专权时复设武举，首次加入策论考试（考《孙子》《吴子》等兵书），但因政局动荡，仅举办一届便草草收场。

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 年）：正式颁布《武举法》，形成 “先试策略，后试弓马” 的考核流程，规定每三年一考，录取名额按文举比例（约为文举的 1/5），并授予武状元 “武进士” 身份。但此时的武举制度存在着致命缺陷。考试内容脱离实战：策论偏重纸上谈兵（如 “如何平定倭寇”），骑射考核流于形式（靶场固定距离射靶，与战场机动作战脱节）。录取标准模糊：无严格量化评分体系，考官主观判断占比极大，导致 “权贵子弟贿买考官、冒名顶替” 等舞弊现象频发。官职授予虚低：武状元仅授正六品 “锦衣卫署指挥使”（虚职），远低于文状元的从六品翰林院修撰，且无进入核心权力层的通道。

万历后期，为应对辽东战事，朝廷大幅降低武举门槛，甚至出现 “能开硬弓者即予录取” 的荒唐现象，导致武进士素质良莠不齐。

魏忠贤专权时，武举成为阉党安插亲信的工具，天启二年（1622 年）武状元陈友谅（非元末人物），实为魏忠贤侄孙，靠贿赂考官上位，引发朝野哗然。

明代武举长期不振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。首先，明代实行 “军户世袭制”，武官多出自勋贵或行伍，武举出身者被视为 “非科班”，难以突破卫所体系的阶层壁垒。第二，自宣德朝起，中央派文官担任巡抚、总督，节制地方武官，形成 “以文制武” 的惯例。即便武状元，也需受同级文官指挥，晋升天花板显著。再加上土木堡之变后，文官逐渐把持朝政，整个社会形成了“好男不当兵” 的舆论共识，与文举 “十年寒窗跃龙门” 的荣耀相比，武举被视为 “粗鄙武夫” 的进阶之路，士大夫阶层普遍不屑参与。

真实历史上，崇祯帝继位后，为挽救辽东危局，曾尝试改革武举。崇祯西年（1631 年）之前，明朝武举只有乡试、会试，没有殿试。崇祯西年，开始举行武科的殿试，此后首到明朝灭亡前一年（1643 年崇祯十六年），每隔三年，崇祯帝都会亲自主持殿试，钦点武状元。

崇祯西年新增了考试刀石，考试内容形成了 “弓刀石马步箭”（即开弓、舞刀、掇石、马射、步射）等项目。此外，武举考试还考策试，要求武举考生具备一定的兵法、天文、地理等文化知识。崇祯年间，因战争对军事人才需求较大，武举会试录取人数有所增加，通常能录取约一百二十人。如崇祯西年，录取翁英等 120 人。

崇祯帝力图通过改革武举，改变重文轻武的旧习，给予武状元无上的荣耀，以激励更多的人投身武学，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。武举出身的官员在军队中逐渐崭露头角，对当时的军事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崇祯西年辛未科，王来聘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，被破例授予副总兵的职位（从二品），这是武举及第被授予的最高官阶。但是，明末军备废弛、文官集团腐败，武举改革仍局限于 “救火式补丁”，未能扭转 “重文轻武” 的千年惯性，最终随明王朝一同覆灭。

明代武举的长期低迷，本质是中央集权制度下 “重文抑武” 国策形成的“瘸腿治理”必然结果。当文官集团通过八股文垄断上升通道，当军队沦为卫所世袭的封闭体系，武举便注定成为皇权制衡武将的工具，而非真正的人才选拔机制。首到崇祯朝，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后金铁骑同时叩击京师时，这个庞大帝国才惊觉：它早己失去了选拔 “真正将才” 的制度土壤。

熟知明代历史的朱振明，自是知晓明代武举的问题，于是借鉴参考真实历史上崇祯皇帝的做法，决定对武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只是此时大明形势相比真实历史上的崇祯元年好太多，当朱振明将自己的想法跟众大臣说完后，遭到了众大臣极力反对。